佛教的平等

深深海底行

佛教始创于公元前六世纪，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用中国的历史作一个比对。中国是最早从奴隶制跨入封建制的国家，但具体是哪个朝代学术界还有争议，但一般认为春秋时期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即领主制；而真正进入封建社会，已经是战国时期的事情了。而古印度当时社会情况是分为四种姓的，也就是四个阶级。最高贵的阶级是僧侣，称为婆罗门，他们是祭司阶级的宗教师，由历代子孙的繁衍而形成一大种姓，他们是生来的僧侣，但却只有年老时，始行林居的出家生活。他的人生共分为四个时期，即儿童教养期；结婚与家庭生活期；森林期；遁世潜修期。第二阶级是王者阶级的武士族，对内起到统治作用，对外起到抗御作用，他们要籍婆罗门的祭祀而得神佑，所以是第二阶级。第三阶级是工商业者，称为吠舍，他们的任务是耕种田地，经营工商业，没有特权。最下贱的阶级是奴隶和仆役，称为首陀罗，他们的任务是以上三个阶级的服役，可说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连婆罗门也不为他们祈祷。此四大阶级中，前三者有诵念吠陀经及祭祀的权利，死后得再投生于世，故称为“再生族”；首陀罗族既无诵经祭祀的权力，也无转世投生的希望，故称为“一生族”。首陀罗仍存在于今日印度社会中。今天，在印度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的残迹。 佛陀是属于刹帝利一族的，而刹帝利贵族是属于武士阶级的，武士阶级的凝聚力，正好顺从了历史潮流的趋势，成为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做为当时的统治阶级，他的父亲找来了当时最好的相术师，并预言如果其处俗则能成为转轮圣王，出俗则能成为人天的导师。 所谓转轮圣王，意即旋转轮宝（相当于战车）之王。王拥有七宝（轮、象、马、珠、女、居士、主兵臣），具足四德（长寿、无疾病、容貌出色、宝藏丰富），统一须弥四洲，以正法御世，其国土丰饶，人民和乐。做为一般的君主，其理想应该就是为了“国土丰饶，人民和乐。”这还是没有私心的，有私心的，就比如秦始皇为了求自己的长生，不知曾伤害多少了无辜的生命，给人类的历史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伤痛。然而佛陀，他的选择不是做转轮圣王，而是选择了去证悟宇宙及人生的真理。当他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证悟菩提的时候，发出了这样一种慨叹：“奇哉！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是佛陀证悟后，发出的第一个声音。这第一个声音，首先揭示的就是人人平等的原理。佛陀的十大弟子中持律第一的就是首陀罗出身的优婆离，他在出家前本来的工作是为释迦族的王子们理发，在一次为佛陀理发的过程中，而证得了四禅，所以就先于释迦族的几位王子出家。在佛陀的教法中，一切众生是平等的，所以首陀罗出身的优婆离在僧团中也仍然是王子出身的比丘们的上座。 在今天这个高度发达与文明的世界中，仍然没能做到人人平等。而在那种奴隶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谁也不能促使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变革，但佛陀做到了僧团之中的平等。如果要追溯人类历史最早的平等精神，以及真正的享受民主与平等的人群，那就再没有比佛陀时代的僧团更早了。 佛教进入中国后，也引发了一场民主危机。当然佛教虽然提倡人人平等，但在王权的统治下，是无法达到人人平等的可能，但仍然需要保持僧团的平等。所以一场王权与佛教僧伽之间的冲突，在中国的历史上浩浩荡荡地上演了。东晋成帝咸康六年 (340)车骑将军庾冰指斥佛教僧侣蔑弃忠孝，遗礼废敬，伤治害政，提出沙门（僧人）应礼敬王者。安帝元兴(402～404)年间，太尉桓玄又欲令沙门一律对王者尽敬,致书慧远,征询意见。慧远及时作答,提出异议,并撰《沙门不敬王者论》5篇:《在家》、《出家》、《求宗不顺化》、《体极不兼应》和《形尽神不灭》。 这场沙门是否要礼拜王者的的争论最后以佛教的完胜告终。在这个封建文化长达千年之久的国度里，佛教仍然是以僧团平等的原则立世，事实又再一次证明了佛陀平等精神的伟大。然而佛教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揭示了每个人生而平等的事实，而是他给每一个不平等的众生都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人与人本来就是平等的关系，人与一切众生也同样是无二无别的，但因为后天善恶无记种种差别，形成了众生之间的种种分化。而这种种的分化类别就是我们的报体，报体的精粗高低，是不能妨碍佛性的平等慈悲，也不成其为贵贱分化的缘由，对于其余一切众生我们更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不爱犹嫌过份，更何忍伤之乎！

布 衣

无题

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