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 缘 ……

学佛无坏事

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序
         
赵朴初
         
    这本书是我近四十年前开始写的，因为事务冗忙，时作时辍。原来计划，除现在书中的五章外，还有三章是有关中国与外国佛教关系史的，因佛教协会已有这方面资料的编辑和著作，所以不重复了。
      
　　我写成第一章后，曾以《楞严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句话中提出“饮水”二字作为笔名，陆续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有一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小题目？”我说：“我喜欢‘小题大做’，而不愿‘大题小做’，更害怕有题空做。”这本书名很合我的心意。

　　几年前，一位青年僧人用日文翻译这本书，我应他的要求写《序》时，曾记下与本书有关的一件事：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毛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

    后来，我在写这本书的第二章时，想起那一次未谈完的问答，我想，书中谈到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补充了当时我在毛主席前所想讲的话。
         
    我看过曾是毛主席的勤务员李银桥写的书：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我因而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影响，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一九八七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胜地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写信给我说：“宗教是文化。”
  
　　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而今天还有不少人的认识水平和当年李银桥的一样。
         
　　我最初写这本书的动机只是为了和外国朋友谈话时，翻译人员因缺乏佛教知识而感到困难，想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但这许多年来，得到国内不少人的关怀鼓励，也引起一些外国朋友的注意。事实说明，这本小书对于增进人们对佛教的了解，增进国际朋友对中国佛教的了解，不无少许贡献。

    我虔诚期待国际朋友对于此书内容给予指教。

学佛无坏事

贾平凹:残佛
               
　　去泾河里捡玩石，原本是懒散行为，却捡着了一尊佛，一下子庄严得不得了。那时看天，天上是有一朵祥云，方圆数里惟有的那棵树上，安静地歇栖着一只鹰，然后起飞，不知去处。佛是灰颜色的沙质石头所刻，底座两层，中间镂空，上有莲花台。雕刻的精致依稀可见，只是已经没了棱角。这是佛要痛哭的，但佛不痛哭，佛没有了头，也没有了腹，莲台仅存盘起来的一只左脚和一只搭在脚上的右手。那一刻，陈旧的机器在轰隆隆作响，石料场上的传送带将石头传送到粉碎机前，突然这佛石就出现了。佛石并不是金光四射，它被泥沙裹着，模样丑陋，这如同任何伟人独身于闹市里立即就被淹没一样，但这一块石头样子毕竟特别，忍不住抢救下来，佛就如此这般地降临了。           

　　我不敢说是我救佛，佛是需要我救的吗？我把佛石清洗干净，抱回来放在家中供奉，着实在一整天里哀叹它的苦难，但第二天就觉悟了，是佛故意经过了传送带，站在了粉碎机的进口，考验我的感觉。我庆幸我的感觉没有迟钝，自信良善未泯，勇气还在。此后日日为它焚香，敬它，也敬了自己。
      
　　或说，佛是完美的，此佛残成这样，还算佛吗？人如果没头身，残骸是可恶的，佛残缺了却一样美丽。我看着它的时候，香火袅袅，那头和身似乎在烟雾中幻化而去，而端庄和善的面容就在空中，那低垂的微微含笑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佛，”我说，“佛的手也是佛，佛的脚也是佛。”光明的玻璃粉碎了还是光明的。瞧这一手一脚呀，放在那里是多么安祥！
  
　　或说，佛毕竟是人心造的佛，更何况这尊佛仅是一块石头。是石头，并不坚硬的沙质石头，但心想事便可成，刻佛的人在刻佛的那一刻就注入了虔诚，而被供奉在庙堂里度众生又赋予了意念，这石头就成了佛。钞票不也仅仅是一张纸吗，但钞票在流通中却威力无穷，可以买来整庄的土地，买来一座城，买来人的尊严和生命。
      
　　或说，那么，既然是佛，佛法无边，为什么会在泾河里冲撞滚磨？对了，是在那一个夏天，山洪暴发，冲毁了佛庙，石佛同庙宇的砖瓦、石条、木柱一齐落入河中，砖瓦、石条、木柱都在滚磨中碎为细沙了，而石佛却留了下来，正因为它是佛！请注意，泾河的泾字，应该是经，佛并不是难以逃过大难，佛是要经河来寻找它应到的地位，这就是他要寻到我这里来。古老的泾河有过柳毅传书的传说，佛却亲自经河，洛河上的甄氏成神，缥缈一去成云成烟，这佛虽残却又实实在在来我的书屋，我该呼它是泾佛了。

    我敬奉着这一手一脚的泾佛。
         
    许多人得知我得了一尊泾佛，瞧着皆说古，一定有灵验，便纷纷焚香磕头，祈祷泾佛保佑他发财，赐他以高官，赐他以儿孙，他们生活中缺什么就祈祷什么，甚至那个姓王的邻居在打麻将前也来祈祷自己的手气。我终于明白，泾佛之所以没有了头没有了身，全是被那些虔诚的芸芸众生乞了去的，芸芸众生的最虔诚其实是最自私。佛难道不明白这些人的自私吗，佛一定是知道的，但佛就这么对待着人的自私，他只能牺牲自己而面对着自私的人，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啊。

    我把泾佛供奉在书屋，每日烧香，我厌烦人的可怜和可耻，我并不许愿。
    “不，”昨夜里我在梦中，佛却在说，“那我就不是佛了！”
         
    今早起来，我终于插上香后，下跪作拜，我说，佛，那我就许愿吧，既然佛作为佛拥有佛的美丽和牺牲，就保佑我灵魂安妥和身躯安宁，作为人活在世上就好好享受人生的一切欢乐和一切痛苦烦恼吧。

    人都是忙的，我比别人会更忙，有佛亲近，我想以后我不会怯弱，也不再逃避，美丽地做我的工作。
         
1997年2月20日

学佛无坏事

周作人:山中杂信（节选）(1)
          周作人
          1
          伏园兄：
         
    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云寺在山腹上，地位颇好，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而且又是连日下雨，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终日只是起卧屋内罢了。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天气也就颇冷了。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晾着，这两天的雨不但使它不能干燥，反使它更加潮湿。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不知你以为何如？
   
    寺内的空气并不比外间更为和平。我来的前一天，般若堂里的一个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说他偷寺内的法物，先打了一顿，然后捆送到城内什么衙门去了。究竟偷东西没有，是别一个问题，但吊打恐总非佛家所宜。大约现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业”的三纲五常一样，早已成为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永为弃物的波罗夷罪，并无妨碍，只要有权力，便可以处置别人，正如护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间也一点都不以为奇。我们厨房的间壁，住着两个卖汽水的人，也时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两个少年的伙计，连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摆摊，所以更容易争闹起来。前天晚上，他们都不愿意烧饭，互相推诿，始而相骂，终于各执灶上的铁通条，打仗两次。我听他们叱咤的声音，令我想起《三国志》及《劫后英雄略》等书里所记的英雄战斗或比武时的威势，可是后来战罢，他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受伤，更是不可思议了。从这两件事看来，你大约可以知道这山上的战氛罢。

    因为病在右肋，执笔不大方便，这封信也是分四次写成的。以后再谈罢。
          一九二一年六月五日
         
　　　　2
         
　　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住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屋，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般若堂两旁的厢房，本是“十方堂”，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以后有游方僧来，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单了。
     
　　三四天前大殿里的小菩萨，失少了两尊，方丈说是看守大殿的和尚偷卖给游客了，于是又将他捆起来，打了一顿，但是这回不曾送官，因为次晨我又听见他在后堂敲那大木鱼了。（前回被捉去的和尚，已经出来，搬到别的寺里去了。）当时我正翻阅《诸经要集•六度部》的《忍辱篇》，道世大师在《述意缘》内说道，“……岂容微有触恼，大生瞋恨，乃至角眼相看，恶声厉色，遂加杖木，结恨成怨”，看了不禁苦笑。或者丛林的规矩，方丈本来可以用什么板子打人，但我总觉得有点矛盾。而且如果真照规矩办起来，恐怕应该挨打的却还不是这个所谓偷卖小菩萨的和尚呢。
        
　　山中苍蝇之多，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每到下午，在窗外群飞，嗡嗡作声，仿佛是蜜蜂的排衙。我虽然将风门上糊了冷布，紧紧关闭，但是每一出入，总有几个混进屋里来。各处棹上摊着苍蝇纸，另外又用了棕丝制的蝇拍追着打，还是不能绝灭。英国诗人勃来克有《苍蝇》一诗，将蝇来与无常的人生相比，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道，“不要打哪！那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我平常都很是爱念，但在实际上却不能这样的宽大了。一茶又有一句俳句，序云:

　　捉到一个虱子，将他掐死固然可怜，要把他舍在门外，让他绝食，也觉得不忍，忽然的想到我佛从前给与鬼子母的东西，成此。
         
　　虱子呵，放在和我味道一样的石榴上爬着。
         
    《四分律》云，“时有老比丘拾虱弃地，佛言不应，听以器盛若绵拾着中。若虱走出，应作筒盛；若虱出筒，应作盖塞。随其寒暑，加以腻食将养之。”一茶是诚信的佛教徒，所以也如此做，不过用石榴喂他却更妙了。这种殊胜的思想，我也很以为美，但我的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又总当他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爬的痒痒的，一种可恶的小虫，心想除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笃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这一点上，大约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罢了。

    对于时事的感想，非常纷乱，真是无从说起，倒还不如不说也罢。
   
　　六月二十三日

学佛无坏事

周作人:山中杂信（节选）(2)
         
　　　 3
         
　　近日因为神经不好，夜间睡眠不足，精神很是颓唐，所以好久没有写信，也不曾做诗了。诗思固然不来，日前到大殿后看了御碑亭，更使我诗兴大减。碑亭之北有两块石碑，四面都刻着乾隆御制的律诗和绝句。这些诗虽然很讲究的刻在石上，壁上还有宪兵某君的题词，赞叹他说“天命乃有移，英风殊难泯”！但我看了不知怎的联想到那塾师给冷于冰看的草稿，将我的创作热减退到近于零度。我以前病中忽发野心，想做两篇小说，一篇叫《平凡的人》，一篇叫《初恋》；幸而到了现在还不曾动手。不然，岂不将使《馍馍赋》不但无独而且有偶么？
     
    我前回答应告诉你游客的故事，但是现在也未能践约，因为他们都从正门出入，很少到般若堂里来的。我看见从我窗外走过的游客，一总不过十多人。他们却有一种公共的特色，似乎都对于植物的年龄颇有趣味。他们大抵问和尚或别人道，“这藤萝有多少年了？”答说，“这说不上来。”便又问，“这柏树呢？”至于答案，自然仍旧是“说不上来”了。或者不问柏树的，也要问槐树，其余核桃石榴等小树，就少有人注意了。我常觉得奇异，他们既然如此热心，寺里的人何妨就替各棵老树胡乱定出一个年岁，叫和尚们照样对答，或者写在大木板上，挂在树下，岂不一举两得么？
   
    游客中偶然有提着鸟笼的，我看了最不喜欢。我平常有一种偏见，以为作不必要的恶事的人，比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作恶者更为可恶；所以我憎恶蓄妾的男子，比那卖女为妾——因贫穷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几倍。对于提鸟笼的人的反感，也是出于同一的源流。如要吃肉，便吃罢了（其实飞鸟的肉，于养生上也许非必要），如要赏鉴，在他自由飞鸣的时候，可以尽量的看或听：何必关在笼里，擎着走呢？我以为这同喜欢缠足一样的是痛苦的赏玩，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贤首于《梵网戒疏》盗戒下注云，“善见云，盗空中鸟，左翅至右翅，尾至头，上下亦尔，俱得重罪。准此戒，纵无主，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鸟身自为主，——这句话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然而又岂是那些提鸟笼的朋友所能了解的呢？
      
    梵网经》里还有几句话，我觉得也都很好。如云，“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慈悲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又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再相信六道轮回之说，然而对于这普亲观平等观的思想，仍然觉得他是真而且美。英国勃来克的诗：

          被猎的兔每一声叫，
          撕掉脑里的一枝神经；
          云雀被伤在翅膀上，
          一个天使止住了歌唱。
         
    这也是表示同一的思想。我们为自己养生计，或者不得不杀生，但是大慈悲性种子也不可不保存，所以无用的杀生与快意的杀生，都应该避免的。譬如吃醉虾，这也罢了；但是有人并不贪他的鲜味，只为能够将半活的虾夹住，直往嘴里送，心里想道：“我吃你！”觉得很快活。这是在那里尝得胜快心的滋味，并非真是吃食了。《晨报》杂感栏里曾登过松年先生的一篇《爱》，我很以他所说的为然。但是爱物也与仁人很有关系，倘若断了大慈悲性种子，如那样吃醉虾的人，于爱人的事也恐怕不大能够圆满的了。

    七月十四日

学佛无坏事

余秋雨:千年一叹（节选1）－－玄奘和法显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伊斯兰堡，
夜宿Marriott旅馆
         
　　塔克西拉有一处古迹的名称很怪，叫国际佛学院，很像现代的宗教教育机构，其实是指乔里央(Jaulian)的讲经堂遗址。由于历史上这个讲经堂等级很高，又有各国僧人荟萃，说国际佛学院倒是并不过分的。它在山上，须爬坡才能抵达。
   
　　一开始我并不太在意，觉得在这佛教文化的早期重心，自然会有很多讲经堂的遗址。但讲经堂的工作人员对我们一行似乎另眼相看，一个上了年纪的棕脸白褂男子，用他那种不甚清楚的大舌头英语反复地给我们说着一句话，最后终于明白，这是我们唐代的玄奘停驻过的地方!

　　他见我们的表情将信将疑，就引着我们走过密密层层的僧人打坐台，来到一个较大的打坐台前，蹲下，指给我们看底座上一尊完整的雕像，说这是佛教界后人为了纪念玄奘的停驻所修，这尊雕像就是玄奘，是整个讲经堂里最完美的两尊雕像之一。  

　　他不说这个打坐台是玄奘坐过的，只说是后人的纪念性修筑，这种说法有一种令人信赖的诚实。他还说，玄奘不仅在这里停驻过，还讲过经。这我是相信的，一切佛教旅行家跋涉千万里，名为“取经”，实则是沿途寻访和探讨，一路上少不了讲经活动。

　　这一来我就长时间地赖在这个讲经堂里不愿离开了。讲经堂分两层，与中国式的庙宇有很大差别，全是泥砖建造，极其古朴。爬上山坡后首先进入一个拥挤的底层，四周密密地排着一个个狭小的打坐间，中间厅堂里则分布着很多打坐台，我们只能在打坐台之间的弯曲夹道中小心穿行。看得出来，坐在中间打坐台上的僧人，在级别上应该高一点，他们已经可以把个人小间里的打坐，挪移到大庭广众中来了。中间打坐台也有大小，玄奘的纪念座属于最大的一种。这一层的壁上还有很多破残的佛像，全都属于犍陀罗系列，破残的原因可能很多，不排斥后来其他宗教兴盛时的破坏，但主要是年代久远，自然风化。这些佛像有些是泥塑，有些由本地并不坚实的石料雕成，这与希腊、埃及看到的“大石文化”相比，有一种材质上的遗憾。这是没有办法的，一种从两河流域就开始的遗憾。
  
　　第二层才是真正讲经的地方。四周依然是一间间打坐听经的小间，中间有一个宽大平整的天井，便是一般听讲者席地而坐的所在。由此可知，拥有四周小间的，都应该是高僧大德，这与底层正好相反。天井的一角有一间露顶房舍，现在标写着“浴室”，当然谁也不会在庄严的讲堂中央洗澡，那应该是讲经者和听讲者用清水涤手的地方。与讲经堂一墙之隔，是饭厅和厨房，僧人们席地而坐，就着一个个方石墩用餐，石墩还留下四个。饭厅紧靠山崖，山崖下是一道现在已经干涸的河流，隔河有几座坡势平缓的山，据说当时来听讲的各地普通僧人，就在对面山坡上搭起一个个僧寮休息。我们的玄奘，则不必到山坡上去，一直安坐在底楼的打坐台上，待到有讲经活动，也能拥有楼上的一小间，偶尔则在众人崇敬而好奇的目光中，以讲经者身份走到台前。
   
　　玄奘抵达犍陀罗大约是公元六三○年或稍迟，他是穿越什么样的艰难才到达这里的，我们在《大唐西域记》里已经读到过。他在大戈壁沙漠上九死一生的经历且不必说，从大戈壁到达犍陀罗，至少还要徒步翻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再翻越帕米尔高原，以及目前在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这些山脉即便在今天装备精良的登山运动员看来也是难于逾越的世界级天险，居然都让这位佛教旅行家全部踩到了脚下。当他看到这么多犍陀罗佛像的时候立即明白，已经到了“北天竺”，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把一路上辛苦带来的礼物如金银、绫绢分赠给这儿的寺庙，住了一阵，然后开始向印度的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进发。这里是他长长喘了一口气的休整处，这里是他进入佛国圣地的第一站。因此，我在讲经堂的上上下下反复行走的时候，满脑满眼都是他的形象。我猜度着他当年的脚步和目光，很快就断定，他一定首先想到了法显。法显比玄奘早二百多年已经到达过这里，这位前代僧人的壮举，一直是玄奘万里西行的动力。
   
　　法显抵达犍陀罗国是公元四○二年，这从他的《佛国记》中可推算出来。法显先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也是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这里的。他比玄奘更让人惊讶的地方是，玄奘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是三十岁，而法显已经六十七岁!法显出现在犍陀罗国时是六十八岁，而这里仅仅是他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点。考察完后，这位古稀老人还要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再走海路到印度尼西亚北上回国，那时已经七十九岁。从八十岁开始，他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并写作旅行记《佛国记》，直至八十六岁去世。这位把彪炳史册的壮举放在六十五岁之后的老人，实在是对人类的年龄障碍作了一次最彻底的挑战，也说明一种信仰会产生多大的生命能量。
     
　　站在塔克西拉的犍陀罗遗址中，我真为中国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骄傲。更让我敬佩的是，他们虽然是佛教徒，但他们也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史记传统使他们养成了文字记述的优良习惯，为历史留下了《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结果，连外国历史学家也承认，没有中国人的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简直难于梳理。甚至连印度的普通历史，也要借助这些旅行记来填补和修订。
   
　　记得我和孟广美坐在塞卡普遗址的讲台前聊天时，她曾奇怪，为什么这些融会多种文明的浮雕中没有中华文明的信息?我说，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太高，海路又太远，中华文明在公元前与这一带的关系确实还没有认真建立，但你可知道这些遗址是靠什么发现的?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法显的《佛国记》。中国人的来到虽然晚了一点，但用准确的文字记载填补了这里的历史、指点了这里的蕴藏、复活了这里的遗迹，这说明，中国人终究没有缺席。

学佛无坏事

余秋雨:千年一叹（节选2）－－洁净的起点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度瓦拉纳西，
夜宿TajGanges旅馆
         
终于置身于瓦拉纳西(Varanasi)了。
         
　　这个城市现在又称贝拿勒斯(Benares)，无论在印度教徒还是在佛教徒心中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伟大的恒河就在近旁，印度人民不仅把它看成母亲河，而且看成是一条通向天国的神圣水道。一生能来一次瓦拉纳西，喝一口恒河水，在恒河里洗个澡，是一件幸事，很多老人感到身体不好就慢慢向瓦拉纳西走来，睡在恒河边，只愿在它的身躯边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入恒河。正由于这条河、这座城的神圣性，历史上有不少学者和作家纷纷移居这里，结果这里也就变得更加神圣。我们车过恒河时已经深夜，它的夺人心魄的气势，它的浩浩荡荡的幽光，把这些天在现实世界感受的烦躁全洗涤了。

　　贴着恒河一夜酣睡，今早起来神清气爽。去哪里?这要听我的了，向北驱驰十公里，去鹿野苑(Sarnath)，佛祖释迦牟尼初次讲法的圣地。
         
　　很快就到，只见一片林木葱茏，这使我想起鹿野苑这个雅致地名的来历。这里原是原始森林，一位国王喜欢到这里猎鹿，鹿群死伤无数。鹿有鹿王，为保护自己的部属，每天安排一头鹿牺牲，其他鹿则躲藏起来。国王对每天只能猎到一头鹿好生奇怪，但既然能猎到也就算了。有一天他见到一头气度不凡的鹿满眼哀怨地朝自己走来，大吃一惊，多亏手下有位一直窥探着鹿群的猎人报告了真相，这才知，每天一头的猎杀已使鹿群锐减，今天轮到一头怀孕的母鹿牺牲，鹿王不忍，自己亲身替代。国王听了如五雷轰顶，觉得自己身为国王还不及鹿王，立即下令不再猎鹿，不再杀生，还辟出一个鹿野苑，让鹿王带着鹿群自由生息。
        
　　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大概是在公元前五三一年的某一天，来了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来找寻他的五位伙伴。这位中年男子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前些年曾用苦行的方法在尼连禅河畔修炼，五位伙伴跟随着他。但后来他觉得苦行无助于精神解脱，决定重新思考，五位伙伴以为他想后退，便与他分手，到鹿野苑继续苦修。释迦牟尼后来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真正悟道，便西行二百公里找伙伴们来了。
      
    他在这里与伙伴们讲自己的参悟之道，五位伙伴听了也立即开悟，成了第一批弟子。不久，鹿野苑附近的弟子扩大到五十多名，都聚集在这里听讲，然后以出家人的身份四处布道。因此这个地方非常关键。初次开讲使一人之悟成了佛法，并形成第一批僧侣，佛、法、僧三者齐全，佛教也就正式形成。
   
    佛祖释迦牟尼初次开讲的地方，有一个直径约二十五米的圆形讲坛，高约一米，以古老的红砂石砖砌成。讲坛边沿是四道长长的坐墩，应该是五个首批僧侣听讲的地方；讲坛中心现在没有位置座位，却有一个小小的石栓，可作固定座位之用，现在不知被何方信徒盖上了金箔，周围还撒了一些花瓣。

    讲坛下面是草地，草地上错落有致地建造着一个个石砖坐墩，显然是僧侣队伍扩大后听讲或静修的地方。讲坛北边有一组建筑遗迹，为阿育王时代所建，还有一枚断残的阿育王柱，那是真正阿育王立的了，立的时间应在公元前三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这里已成为圣地。这份荣誉带来了热闹，差不多热闹了一千年，直到公元七世纪玄奘来的时候还“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大唐西域记》中的描写令人难忘。
     
    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这里已显得过于冷寂。对于这种冷寂，我在感叹之余也有点高兴，因为这倒真实地传达了佛教创建之初的素朴状态。没有香烟缭绕，没有钟磬交鸣，没有佛像佛殿，没有信众如云，只有最智慧的理性语言，在这里淙淙流泻。这里应该安静一点，简陋一点，藉以表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智者文明。

    先有几个小孩在讲坛、石墩间爬攀，后来又来了翻越喜马拉雅山过来的西藏＠佛教信徒，除此之外只有我们。树丛远远地包围着我们，树丛后面已没有鹿群。听讲石墩铺得很远，远处已不可能听见讲坛上的声音，坐在石墩上只为修炼。
      
    我在讲坛边走了一圈又一圈，主持人李辉和编导张力、樊庆元过来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见过很多辉煌壮丽的佛教寺院，更见过祖母一代裹着小脚跋涉百十里前去参拜。中国历史不管是兴是衰，民间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靠佛教在调节着精神，普及着善良。这里便是一切的起点。想到这么一个讲坛与辽阔的中华大地的关系，与我们祖祖辈辈精神寄托的关系，甚至与我这么一个从小听佛经诵念声长大的人的关系，心里有点激动。”
  
    作为一个影响广远的世界性宗教，此时此刻，佛教的信徒们不知在多少国家的寺庙里隆重礼拜，而作为创始地，这里却没有一尊佛像、一座香炉、一个蒲团!这种洁净使我感动，我便在草地上，向着这些古老的讲坛和石座深深作揖。
      
    鹿野苑东侧有一座圆锥形的古朴高塔，叫达麦克塔(DhamekhStupa)，奇怪的是塔的上半部呈黑褐色，下半部呈灰白色。一问，原来在佛教衰微之后，鹿野苑与这座塔的下半部都湮灭了，只留下塔的上半截在地面上，年代一久蒙上了尘污。十八世纪有一位英国的佛教考古学家带着猜测开挖，结果不仅挖出了塔，也挖出了鹿野苑。这个佛教圣地的重新面世还是在二十世纪，为时不久。

    沉寂千年的讲坛又开始领受日光雨露，佛主在冥冥之中可能又有话说?

学佛无坏事

许地山:香愿
         
许地山
         
　　　　香
         
　　妻子说：“良人，你不是爱闻香么?我曾托人到鹿港去买上好的沉香线；现在已经寄到了。”她说着，便抽出妆台的抽屉，取了一条沉香线，燃着，再插在小宣炉中。

　　我说：“在香烟缭绕之中，得有清谈。给我说一个生番故事罢。不然，就给我谈佛。”
         
　　妻子说：“生番故事，太野了。佛更不必说，我也不会说。”
         
　　“你就随便说些你所知道的罢，横竖我们都不大懂得，你且说，什么是佛法罢。”
         
　　“佛法么?——色，——声，——味，——香，——触，——造作，——思惟，都是佛法；惟有爱闻香的不是佛法。”
         
　　“你又矛盾了!这是什么因明?”
         
　　“不明白么?因为你一爱，便成为你的嗜好，那香在你闻觉中，便不是本然的香了。”
         
　　　　愿
         
　　南普陀寺里的大石，雨后稍微觉得干净，不过绿苔多长一些。天涯的淡霞好像给我们一个天晴的信。树林里的虹气，被阳光分成七色。树上，雄虫求雌的声，凄凉得使人不忍听下去。妻子坐在石上，见我来，就问：“你从哪里来?我等你许久了。”

　　“我领着孩子们到海边捡贝壳咧。阿琼捡着一个破贝，虽不完全，里面却像藏着珠子的样子。等他来到，我教他拿出来给你看一看。”
   
　　“在这树荫底下坐着，真舒服呀!我们天天到这里来，多么好呢！”
         
　　妻说：“你哪里能够……”
         
　　“为什么不能?”
         
　　“你应当作荫，不应当受荫。”
         
　　“你愿我作这样的荫么?”
         
　　“这样底荫算什么!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你为多宝盂兰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间诸饥渴者；愿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万手，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间等等美善事。”

　　我说：“极善，极妙!但我愿做调味的精盐，渗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的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的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
         
　　妻子说：“只有调味，就能使一切有情都满足吗?”
         
　　我说：“盐的功用，若只在调味，那就不配称为盐了。”

学佛无坏事

金克木:天竺旧事(1)
         
金克木
         
　　　　鸟巢禅师
         
　　鹿野苑中国庙的住持老和尚德玉，原先是北京法源寺的，曾见过著名诗僧八指头陀寄禅。他偶然还提起法源寺的芍药和崇效寺的牡丹。但他不写诗，只是每晚读佛经，又只读两部经：《法华》和《楞严》，每晚读一“品”，读完这一部，再换那一部，循环不已。
     
    他来到“西天”朝拜圣地时，发现没有中国人修的庙，无处落脚，便发愿募化；得到新加坡一位中国商人的大力支持，终于修成了庙；而且从缅甸请来了一尊很大的玉佛，端然坐在庙的大殿正中央，早晚庙中僧众在此诵经礼拜。

    他在国外大约有二十多年了吧，这时已接近六十岁，可是没有学会一句外国话，仍然是讲浓重湖南口音的中国话。印度话，他只会说两个字：“阿恰(好)”和“拜提(请坐)”。
   
    有一天他对我说，他要去朝拜佛教圣地兼“化缘”，约我一起去。我提议向西北方去，因为东南面的菩提迦耶、王舍城和那烂陀寺遣址我已经去过了。他表示同意，我们便出发到舍卫国、蓝毗尼、拘尸那揭罗去。这几处比前述几处(除迦耶同时是印度教圣地因而情况稍好外)更荒凉，想来是无从“化缘”乞讨，只能自己花钱的。我只想同他一起“朝圣”作为游览，可以给他当翻译，但不想跟随他“化缘”。
      
    这几处地方连地名都改变了，可以说是像王舍城一样连遗迹都没有了，不像迦耶还有棵菩提树和庙，也不像那烂陀寺由考古发掘而出现一些遗址和遗物。蓝毗尼应有阿育王石柱，现在想不起我曾经找到过，仿佛是已经被搬到什么博物馆去了。在舍卫国，只听说有些耆那教天衣派(裸形外道？)的和尚住在那里一所石窟里，还在火车站上见到不少猴子。
     
　　老和尚旅行并不需要我帮多少忙，反而他比我更熟悉道路。也不用查什么“指南”。看来语言的用处也不是那么大得不得了，缺了就不行，否则哑巴怎么也照样走路?有些人的记忆力在认路方面特别发达。我承认我不行。
     
　　老和尚指挥我在什么地方下车，什么地方落脚，什么地方只好在车站上休息。我们从不需要找旅馆，也难得找到，找到也难住下。我这时才明白老和尚的神通。他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他带着我找到几处华侨商店，竟然都像见到老相识的同乡一样，都化得到多少不等的香火钱，也不用他开口乞讨。

　　到佛灭度处拘尸那揭罗，我弄不清在一个什么小火车站下的车，下车后一片荒凉，怎么走，只有听从老和尚指挥。
         
    他像到了熟地方一样，带着我走，我也不懂他第一次是怎么来的。这里有的是很少的人家和很多的大树。他也不问路。原来这里也无法问路。没有佛的著名神圣遗物，居民也不知道有佛教，只是见到黄衣的知道是出家人，见到我这个白衣的知道是俗人，正像中国人从佛教经典中知道“白衣”是居士的别称那样。

   “这里只能望空拜佛。有个鸟巢禅师在这里，我们去会他。”
    我知道唐朝有位“鸟巢禅师”，是住在树上的一个和尚。如果我没有记错，《西游记》小说里好像还提到过他。怎么这里也有?
      “他是住在树上吗?”我问。
　　“那是当然。”老和尚回答。
         
　　又在荒野中走上了一段，他说，“就要到了。”我这时才猛然想起玄奘在《西域记》中记山川道里那么清楚，原来和尚到处游方化缘，记人，记路，有特别的本事。
         
　　突然前面大树下飞跑过来一个人，很快就到了面前，不错，是一个中国和尚。

　　两人异口同声喊：“南无阿弥陀佛!”接着都哈哈大笑起来。我向这新见人物合掌为礼。
         
　　这位和尚连“随我来”都不说就一转身大步如飞走了。还是老和尚提醒我说，“跟他走。这就是我说的鸟巢禅师。”
         
    走到大树跟前，我才看出这是一棵其大无比的树，足有普通的五层楼那么高。在离地约一丈多的最初大树杈上有些木头垒出一个像间房屋一样的东西。树干上斜倚着一张仿佛当梯子用的两根棍和一格一格的横木。

    鸟巢禅师头也不回，一抬腿，我还没看清他怎么上的梯子，他已经站在一层“楼”的洞门口，俯身向我们招呼了。他仍不说话，只是打着手势。
         
　　老和尚跟了上去，手扶、脚蹬；上面的人在他爬到一半时拉了一把；一转眼，两位和尚进洞了。
         
　　这可难为我了。从小就不曾练过爬树，我又是踏着印度式拖鞋，只靠脚的“大拇指”和“食指”夹着襻子，脱下拿在手里，又不便攀登，因为手里还提着盥洗用品之类。勉强扶着“梯子”小心翼翼地，手脚并用地，往上爬，一步一步，好容易到了中途。大概鸟巢禅师本来毫不体会我的困难，只拉了老和尚一把就进去了；现在看到我还没有“进洞”，伸出头来一望，连忙探出半身，一伸手臂把我凭空吊上去了。我两步当一步不知怎么已经进了“巢”，连吃惊都没有来得及。
      
    原来“巢”中并不小。当然没有什么桌、凳、床之类，只有些大大小小的木头块。有一块比较高而方正的木台上供着一尊佛。仔细看来，好像不是释迦牟尼佛像，而是密宗的“大威德菩萨”，是文殊师利的化身吧?佛前还有个香炉样的东西，可能是从哪位施主募化来的。奇怪的是他从哪里弄来的香，因为“炉”中似乎有香灰。
      
    三人挤在一起，面对面，谈话开始了。鸟巢禅师一口浙江温州口音的话同老和尚一口湖南宝庆一带口音的话，真是差别太大了。幸亏我那时年纪还不大，反应较灵敏，大致听得出谈话的大部分，至少抓得住要点。

    湖南和尚介绍了我并且说我想知道鸟巢禅师的来历。禅师听明白了大意，很高兴。大概他不知有多长时间没有和人长篇讲话了，尤其是讲中国话。我想，他也许会同这次路上“化缘”时见到的一位华侨青年一样干脆夹上印度话吧。然而不然，他非常愿意讲自己的家乡话。

    “我一定要见佛，我一定能见到佛的。”这是他的话的“主题”。
   
　　“变调”当然多得很，几乎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不过我还是弄清楚了大致情况。
         
    他是温州人，到“西天”来朝圣，在这佛“涅槃”的圣地发愿一定要见佛，就住下修行。起先搭房子，当地居民不让他盖。他几次三番试盖都不成，只能在野地上住。当地人也不肯布施他，他只能到远处去化点粮食等等回来。这里靠北边，近雪山脚下，冬天还是相当冷。他急了，就上了树，搭个巢。可是当他远行募化时，居民把巢拆了。他回来又搭。这样几次以后，忽然大家不拆他的巢了，反而有人来对着大树向他膜拜。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往后就好了，他安居了下来。
        
　　“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后来才知道，他们见我一个月不下树，也不吃东西，以为我成佛了，才让我住下来了。我也就不下树了。索性又搭了两层‘楼’，你们看。”说着他就出了巢。我同老和尚伸头出去一望，禅师正在上面呼唤。原来再上去约一丈高的又一个树杈处，他搭了一个比第一层稍小的“巢”。他招手叫我们上去。这可没有梯子，只能爬。老和尚居然胆敢试了几步。禅师拉着他时，他在巢门口望了一望，没有钻进去，又下来了。禅师随着出巢，三步两步像鸟一样又上了一层。从下面望去，这似乎又小了一些。仿佛只能容纳一个人。他一头钻进去，不见了。我看那里离地面足有四丈左右，也许还不止，不过还没有到树顶。巢被枝叶掩住，不是有他的行动，看不出有巢。

　　过一会儿，禅师下来了，他毫不费力，也不用攀援：不但像走，简直像跑，也可以说是飞，进了我们蹲在里面的第一层巢。
         
　　“我在上两层的佛爷面前都替你们拜过了。”
         
　　这时我才明白，他上“楼”并非为显本事而是为我们祈福。不过这一层的佛像前，我们也没有拜。老和尚没有拜，可能是因为他看那神像不大像他所认识的佛。禅师却替我们拜了一拜，嘴咕噜了几句。我忍不住问：“难道你真有一个月禁食不吃斋吗?”很担心这一问会触犯了他。
   
　　他毫不在乎，说：“怎么不吃?我白天修行，念经咒，夜深了才下去在荒地上起火，做好几天的饭，拿上来慢慢吃。这里的人不布施我，我就在夜里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化点粮食，火种，蔬菜，香烛，还有深夜回来。这里好得很，冬天不太冷，夏天也不太热，我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春秋。我自己有剃刀，自己剃发。自己提桶到远处提水。什么也不求人，一心念佛。我发愿要在这里亲见佛爷。你们看。”说着，他把下身的黄褐色布裙一掀，露出两膝，满是火烧的伤疤。这使我大吃一惊。难修的苦行。可是，这不是释迦牟尼提倡的呀。

　　他又说：“现在不一样了。常有人来对树拜，不用我远走化缘，吃的、用的都有人送来了。我也不用深夜才下树了。有时这里人望见我就行礼，叫我一声，我也不懂，反正是把我当做菩萨吧。”

　　我估计这两位和尚年纪相差不远，都比我大得多，都应当说是老人了，可是都比我健壮得多。
         
　　我同老和尚下树走了。鸟巢禅师还送了我们一程才回去。他告诉了我，他的法号是什么，但我忘了。他并不以鸟巢禅师自居，他巢内也没有什么经典，他说诵的经咒都是自幼出家时背诵的。从他的中国话听来，他也未必认得多少中国字。他的外国话也不会比鹿野苑的老和尚更好多少。
   
　　在车站上等车时，恰巧有个印度人在我身边。他见到我和一位中国和尚一起，便主动问我是否见到住在树上的中国和尚。然后他作了说明：原来这一带被居民相信是印度教罗摩大神的圣地，所以不容许外来的“蔑戾车”(边地下贱)在这里停留。尤其是那棵大树，那是朝拜的对象，更不让人上去。“后来不知怎么，忽然居民传开了，说是罗摩下凡了。神就是扮成这个样子来度化人的。你们这位中国同乡才在树上住下来了。居民也不知他是什么教，修的什么道，只敬重他的苦行。你知道，我们国家的人是看重苦行的。”我看他仿佛轻轻苦笑了一下。我想，这也是个知识分子。

学佛无坏事

金克木:天竺旧事(2)

　　　　 西藏朝圣者
         
　　鹿野苑没有电，晚上只能点煤油灯。为了节省煤油，大家晚上早吃饭，早上床。地上一片漆黑，只有稀稀落落的极少的黯淡灯光点缀，远不及天上的星月交辉。不过偶然也有例外。
   
　　从锡兰(斯里兰卡)新来了一位青年比丘(和尚)，据说是学问很好，来朝拜圣地后不久就回去。我借此机会请他给我“说法”，讲了一篇短短的巴利语佛经。他只会僧伽罗语、巴利语、梵语，所以只好用梵语讲巴利语，好比用文言解白话。他的讲法仍是传统的注疏式，等于改改拼法和语法变化，翻译一遍词句。经文中也没有多少可供分析的词源和语法，他讲了一遍就停下。我以为还要“说法”，哪知已经算是结束了。有一句稍为深奥些，好像可以有不止一种解说。我便提出问题，希望引起讨论。他又把讲过的话重新说了一遍，对我望着，似乎是说：这不是很明白吗?为什么还不懂?当然我的口语能力很差，无法用外国古文说明我的思想，只能用古文范围内的词句；而他也出不了这个圈子。尽管运用自如，说得很流利，他仍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心。于是我满意地起身合掌告别。

　　另一天傍晚大家散步时，路上看到这位青年比丘陪着一位老年比丘走，走得稍慢些，很快就被我赶上了。

　　我向他们合掌致敬时，青年比丘向老年比丘用僧伽罗语说了几句。老年比丘便向我点头，用古今相同的印度话说了声“善哉!善哉”!于是我们一同“散步”。
     
　　青年比丘向我介绍，这位是新从“楞伽”(斯里兰卡)来的大学者，深通梵文和巴利经典。接着，老法师在路上便宣讲了两句说梵文古诗优美无比的话，随即高声咏诗，唱的调子和印度的大致一样。我一听，原来是迦梨陀娑的名诗。这一节是开头，我也会背，就跟着和起来。我们两人一唱一和，声震空荡荡的原野，青年比丘却没有随声附和。
   
　　打断诗声的是迎面来的两个衣衫褴褛的人。这两个人远远一见我们就俯身不断后退而且吐出长长的舌头。两位比丘好像没看见，仍然向前走。对面两人忽然全身倒地，在地面匍匐磕头。我赶忙躲在两比丘身后。他们却若无其事，飞快走了过去。我经过伏着的人身边才发现这是两位西藏同胞。
      
　　我有点吃惊，又觉得有点扫兴，仍然跟着两比丘走。不料走不多远，迎面又是几个人，男女老少都有，在路上一排跪下磕头。我仍然躲在两比丘身后，托他们的庇荫走了过去。经过时才看出是熟识的面孔，是那家从缅甸边境来的难民。日本军队占了缅甸，他们从边境逃过来，到这佛教圣地，经常请缅甸庙里的和尚对他们讲经说法；又有时买许多菜来斋僧。这些都是只对待本国和尚的。可是拜佛、拜和尚却不分国籍，一见就拜。和尚们一概不理。中国和尚对我解释：“他们自拜福田，干我何事?”原来拜僧即是拜佛，礼拜是求福；若一还礼，那就“折杀”了，不但无福，反会有灾。因为凡夫俗子怎能“消受得起”?我一想，这倒是东方这几国的共同逻辑，从古传下来的。这是出自严格的身份、等级、报应不爽、因果分明等等一整套思想体系的。
     
　　一个念头闪过，往回走时，我经过中国庙门前，便进去看看。果然佛像面前摆上了香烛和一些小灯盏。和尚告诉我，这是从西藏来的朝拜圣地的香客布施的。灯盏里都有酥油和灯芯。
     
　　天一黑，我没有上床，出来望望，中国庙里从前后殿映出灯光，香积寺最亮。缅甸庙也有亮光。我住的“法舍”离香积寺最近，走得稍近些就看到门开着，佛像台前一排小灯盏放光。地下伏着两个黑影，显然是那两位西藏朝圣者。回头走时才望见那倒塌得只剩下一大截的古塔上竟也有几盏灯光闪烁。一点风也没有，所以外面的灯可以不熄灭。
   
　　这天刚好没有月亮，这时地上的点点灯光仿佛是和天上的灿烂群星遥遥对答。我望了望天河和北极星、北斗星。牛郎、织女仍隔河相望；天鹅星座在银河中展翅飞翔；南极老人星已经显露出来。很久我没有夜观星象了，亏得这两位大同乡来燃灯供佛才引出我来，看这寂寞无声的大地用光和天上通讯。

　　忽然想起这时东方和西方有不少地方正在轰炸，一定是火光熊熊，绝不会这样岑寂。
         
　　第二天下午，我到中国庙去，同和尚们谈起西藏香客供佛的事。他们也认为这样远迢迢奔波前来朝圣，真是心诚。“看样子也不是很有钱的人，不知花了多少工夫才积累了这些钱来点灯供佛。”他们说。

　　“到十五(旧历月望，中国和印度一样重视朔望)那天，还要来一位香客拜佛。”

　　“这个香客也是从西藏来，专程到我们庙里来拜后殿那座弥勒佛的。他是一心信大乘的，不像西藏人那样见佛就拜，见庙就点灯。”
         
　　我听了有点奇怪，于是旧历十五日下午又去看。果然，后殿那座古铜的弥勒立像前的蒲团上盘腿坐着一个人，低头在默念，原来是个印度人。
         
　　我没有惊动他，到旁边老和尚屋里去坐了一会，又出来。我估计得不错，他已经站起来了，仍然对着佛像，沉默不语。看见我，他似乎也有点奇怪。彼此合掌致敬以后，说了几句话。他只会讲印度话和西藏话。他在西藏住了很多年，改信佛了：回印度来，仍然每月望日到中国庙来拜佛念经。他相信中国的佛教。现在住在波罗奈城里，跟一位“古鲁”(师父)学梵文。我问他学什么。他说是先念了《梵经》商羯罗大师注，又念波颠阉利的《瑜伽经》和《大疏》(其实这两部书的作者同名却不一定是一人，前者讲修炼，后者讲文法)。我问他为什么不念佛经。他说在西藏学过藏文的和梵文的，这里没有人讲。南方佛教(小乘)的巴利语经他自己看了一些，不想多学。他的话简短，声音很低，不像是本来说印地语的，也许是在西藏住得太久了。从外表看，他年纪已经不小，大概是退休来圣地隐居修行吧?没问他在西藏做什么，看来多半是个生意人。

　　这也可以算是一位从西藏来的佛教朝圣者吧，他却是个当时极少有的信佛的印度人。

学佛无坏事

李敬泽:汉语中的梵音
         
李敬泽
         
　　《长阿含经》为《四阿含》之一种。后秦弘始十四年至十五年（公元412－413年），由罽宾（今阿富汗南部、克什米尔）僧人佛陀耶舍诵出，凉州僧人竺佛念译为汉文，道士道含笔录。
      
　　2002年，在去云南中甸的飞机上，我读《长阿含》，见晚年的释迦牟尼为肉身所苦，他说：“吾患背痛”，他独自坐在一棵树下，这时，一个名叫波旬的妖魔蹦出来叫嚣：“佛意无欲，可般涅槃，今正是时，宜速灭度。”
  
　　佛说：“止！止！波旬！佛自知时不久住也，是后三月，于本生处拘尸那竭，娑罗园双树间，当取灭度。”于是，“魔即念：佛不虚言，今必灭度。欢喜踊跃，忽然不见”。

　　 ——我忽然觉得，此时的佛是软弱的，那是类似于受难的耶稣的软弱。释迦或者耶稣，宗教创立者包容和承担着人类的软弱。
         
　　“止！止！波旬！”这是佛的声音吗？翻成现代汉语，那个名叫释迦的老人也许正说：“且慢，别急……”他的声音是慈祥的、宽容的、疲惫的？
         
　　《四阿含》是声音的奇迹。佛陀入灭后，弟子迦叶在灵鹫山召集五百罗汉共同编订释迦训诲，编订的方式今日看来匪夷所思：先由侍佛二十五年的弟子阿难诵出释迦一段言行，迦叶提出质询，阿难答出相关的时间地点、前因后果，最后众人合诵，确认无争议、无讹误，遂定为一经，如此形成了汉语译文长逾百万言的《四阿含》。

　　也就是说，整个过程不立文字，佛之言阿难听了，阿难之言众人诵之、传之，神圣的经文存于声音之中、口耳之间，存于记忆，存于心。
         
　　——文明的普遍趋向是对声音越来越不信任，声音是风，是水，是红尘，是身体，是人类生活中比较嘈杂、比较混乱的部分，是世俗和大众，相比之下，书写是浮出海面的礁石，它稳固、超越，更像“真理”。人类曾力图以字迹覆盖声音，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主要困难之一是听不到明朝的“声音”，他不知那时的人怎样说话，他意识到，落在书面上的一切已远离人的身体和人的心。
      
　　然而，在文明的上游，几个人安详地发出声音，释迦、孔子、苏格拉底、耶稣，他们说出真理，他们坦然地以转瞬即逝的方式呈现永恒。他们何以如此？他们是绝对的天真还是绝对的悲凉?难道正是由于声音之脆弱、微渺，他们成为了人类的伟大导师？
   
　　天花乱坠。读《长阿含》，遥想当日我佛说法，必是绚烂、壮美。即使是家常情景，只要释迦开口，你一定会目眩神移。如果释迦和耶稣坐在一起，耶稣就是个寡言的木匠，而孔子或苏格拉底则是简朴的夫子，释迦也许是其中最具神性光芒的一位，他曾是王子，他的声音中有浩大的富丽，是无穷无尽、汹涌澎湃的繁华。
      
　　——可以想象，一千几百年前的中国人将为之迷醉。两汉是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雄浑，然而单调，想起汉代、想起三国，你肯定不会想到“缤纷”、“丰饶”、“繁复”，佛经的传入不仅是宗教事件，还是一个审美事件，热带的思维、感性和想象如暖湿气流灌注我们的心灵。
      
　　我一向认为印度人是最啰嗦、最烦琐的民族，多年前读佛经，总是惊叹于他们可以在一个点上纹丝不动而任由言语四外蔓延，他们是能指游戏的高手，他们要用八万四千只狗去追一只兔子，他们的耐心举世无双，你会感到，那经文无论是被书写还是被念诵，书写和念诵行为本身就是对“永恒”的模仿。

　　《长阿含》是佛教原始经文，比较而言，它本色、质朴，但读它依然需要耐心。我在中甸读完了《长阿含》，但我一再自问，为什么读它？它对我有何意义？

　　 没什么意义。我不是佛教徒，我迷恋世间苦。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倾慕释迦庄严而安详的语调，那种梦幻气质，那种博尔赫斯式的玄思，当然，准确合理的说法是，博尔赫斯有释迦式的玄思。在《阇尼沙经第四》中，关于“摩揭国人命终生处”，整个叙述隐含着令人晕眩的时间回环，你越往下看，越找不到逻辑上和时间上的起点和终点，一切都是在终结之处开始，或者说此时的一切都已经发生……

　　但这终究是遥远的，与我无关。远处是大雨中的中甸草原，这里已经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一个西方人的梦境覆盖和篡改了这座高原古城。
         
      我听到一个长须飘拂的僧人正流水般咏唱，他的面容就像电视新闻里阿富汗群山间的老者，他的音调低沉悠长，但我想起印度电影里热烈的歌曲，我一直觉得印度的语言最具音乐性，在我的想象中，印度人说话就像唱歌一样。
     
　　佛陀耶舍在背诵，他的声音通过另一个人变成另一种声音，第三个人让这声音落在纸面上。这个场面令人震撼，也令人惶惑。佛陀耶舍的声音是千年以前那个人或佛的回声吗?对此我们如何确证?而当这声音转为汉语、落为汉字时，什么留下了，什么消失了?留下的一切在什么程度和什么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语言?
   
      ——想想是有趣的，当我们使用“思维”、“觉悟”、“成就”、“欢喜”等等无数词语时，公元前六百年北印度的阳光、树叶上的露珠、吹拂衣带的风、一个人的微笑，也许一切都隐秘地留存于我们的声音里……